【大纪元2024年04月25日讯】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艺界的名人——剧作家、电影导演、书法家。
1917年，吴祖光出生于北京一个名门之家，从小对戏剧着迷。1937年，他20岁时，写了中国第一部抗日戏剧《凤凰城》。从此一发不可收，踏上戏剧创作道路，写了《正气歌》、《风雪夜归人》、《林冲夜奔》等十余部剧作。
1947年，他去香港做电影编导，成为香港电影界的先驱者之一。
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，他接到参加“开国大典”的邀请函，激动不已。当时，他在香港的友人诚恳挽留他，并许给他优厚的工作待遇。但他丝毫没有犹豫，立即乘海轮回大陆。
回到北京后，他很想做编剧，但党要求他做电影编导，出于对党的信任、热爱和感激，他服从党的安排，为京剧大师梅兰芳、程砚秋拍摄了一共四部影片。
但好景不长。从1957年开始，他步入多事之秋，三次挨整。
被打成“反革命大右派”
1957年春，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，帮党整风，吴祖光聆听了毛的报告，兴奋不已，以为中国文艺界的春天来了。
之后，不断有记者、朋友、领导要他给党提意见。他的妻子新凤霞担心他祸从口出，劝他不要提。
5月31日，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、全国文联党组书记阳翰笙，邀请他出席一个给党提意见的会，而且派人派车来接。但此时，一向温顺的妻子一反常态，坚持不肯放行。他狠劲一把推开妻子就走了。
他当时想的是，他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党的事业。
那一天，他在会上发了言。他的发言被戏剧界老前辈田汉加了一个标题“党‘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’”，在报上发表。
不久，帮党整风变成反右运动。他的发言成了反党铁证。他被打成戏剧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的第一个大右派。
之后，他被批斗五六十次之多。
一次批斗会前，专案组的人对他说：“你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交代。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不应该再隐瞒了。”他想了很久，也没有想起来什么问题。后来，专案组的人说了“二流堂”三个字。他也想不起“二流堂”有什么问题？于是，他被批成说谎者，骗子等。专案组让他写交代，他也写不出来。
直到有一天，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发表了一篇长达三万字的文章《从政治上、思想上彻底粉碎“二流堂”“小家族”右派小集团》，他才知道“二流堂”的反党问题是什么。
从此，他成了“反革命右派分子”。
1958年早春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他被发配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，接受劳动改造。这一去，就是三年。
一家老小全部受株连
吴祖光回首往事时写道：“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，我的母亲、妻子、子女……先说我的妻子，说她是这些年来众所周知的戏曲舞台上最红最亮的、广大观众最喜爱的演员，这样的评价决不为过。但是，由于我戴上右派帽子，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动员、威胁她和我离婚，她断然拒绝。之后，她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，从此，这个晶光透体的‘评剧皇后’，变成人人可以欺侮的可怜虫。”
“三个孩子，都不许升学，长子吴钢去近郊农村‘锻炼’，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，当了七年‘兵团’通迅员，每天走七十华里送信，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，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班主任老师取消升学的权利，只能留在家里。至于我的父母，在父亲病已垂危的时刻，被我夸誉为有史以来‘最好、最廉洁的党和政府’，却将我放逐万里冰荒，父亲去世时竟不知他的儿子到了什么地方？再就是我最善良、刻苦、默默承担一切责任的母亲，担负起了全家及三个孙儿孙女的教养之责。”
弟妹也受牵连：五妹远遣福建，七妹远戌云南，八妹毕业于外交学院，却被分配到内蒙古。他在苏联留学的六弟被抽调归国，受到狠狠的批判。
“我的原该是最幸福美满的家庭……就这样被全部摧毁掉了”。
文革再遭难 劳改整七年
1966年文革爆发，戏剧界是重灾区，剧作家吴祖光在劫难逃。
“二流堂”反党问题再次成为“造反派”关注的焦点，无数大字报、小字报、标语等，一起向“二流堂”开火。
他家附近协和医院的院墙上，用几乎两米见方的大字写着“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”的大标语。他家的大门上也用白灰写上“吴祖光二流堂”的大字。中国评剧院的造反派给他妻子加上一个新头衔：“二流堂堂嫂新凤霞”。
一段时间，他被强制待在家里，不准自由行动，造反派却可以任意闯到他家为所欲为。他的家多次被抄。一天，一个名叫陈湘的年轻人，骑一辆平板三轮车到他家，把他的书搬到车上，装了一车，骑回去了。
还有一天，造反派头头李振玉，把他叫到办公室，声色俱厉地责骂他。原因是他给几个月没见面的妻子传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我一切都好，你安心改造，听党的话。”李大声责骂他违犯纪律，越说越气，竟打了他一个耳光。
他住在一个有十八间房子的四合院，这是他花钱买的私宅。文革爆发后，萃花楼饭庄党委的姜某和一个工人带着家属，闯进四合院，占了八间房。后来，他用剩下的十间房换到和平里的两套四间楼房。没几天，被街道一女干部抢去一大间。
经历抄家、管制、隔离、批斗之后，他被下放到文化部设在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的“五七干校”。在这里，他被劳改了七年。
被勒令退党
从1957年被打成“反革命大右派”到1980年平反，吴祖光蒙冤23年。
到1980年，吴祖光竟戏剧性地成为一名中共党员。
一天，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找他谈话，说：“文革十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，党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，在这种艰难的时刻，就会想到老朋友。”问他，由于他和党有长久的密切关系，在这样的时刻，是否应当考虑写一个入党“申请”。
因为是部长和他郑重其事谈话，他不得不认真对待。当晚，他召集全家人开会。说明情况后，妻子、两个儿子赞同，只有小女儿反对。他少数服从多数，写了申请。
1987年8月1日，吴祖光入党仅七年，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，亲自跑到他家，宣读中纪委文件。文件谈了他的六条“错误”，劝他“退党”，并作出“不听劝告，即予开除”的决定。
吴祖光说，“这六条‘错误’，前三条均不符合事实，后三条引自我的一篇谈戏剧艺术改革的文章，均不能作为劝我退党的理由。但考虑到胡乔木年长体弱，亲自登门，我同意退党。”
吴祖光挨整的原因
其实说起来很简单：就是讲真话。
1957年，党要他提意见。他当时唯一的意见是：“延安来的党员领导，缺少文化水平，但做了领导立即指手划脚，指导写作，而在文艺界这种风气更是普遍、盛行，尤其在戏曲界：不懂装懂，指手划脚的情况更为严重；而我是一向主张创作、写作自由的，对这种低水平领导高水平的现象十分反感。我的主张就是，政治要有领导，军队更要领导；然而文学、艺术本是给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读的、看的，只有自由的写作、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，应当给作家、艺术家绝对的自由。”
这个意见被认为是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。
至于“二流堂”反党问题，那是根本没影儿的事。
1940年代，在重庆时，他和一帮文艺界朋友常在影评家唐瑜住所——“碧庐”聚会。有一天，郭沫若给“碧庐”取了一个名字，叫“二流堂”。于是，在这里常来常往的一帮朋友，都成了“二流堂”的成员。他们自由来，自由去。抗战结束，星散各地。
1949年中共建政后，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北京东单西观音寺34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。当年在重庆“二流堂”常见面的一帮朋友，在这里又聚到一起。高兴了，就一起吃饭，喝酒，聊天，根本没有成立什么组织，也没有反党这一说。
但是，到了1957年反右时，中共因为要整人，胡乱联想，硬是整出了一个“二流堂”右派反党集团来了。
吴祖光被劝退党的背后原因是：1987年，是反右运动30周年。1986年底，曾被打成右派的许良英、方励之、刘宾雁，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写了一封信，建议召开反右运动30周年座谈会。
钱伟长收到信后，将信上交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，等于向邓告密。
邓看到信后，勃然大怒。1986年12月30日，邓召见胡耀邦、赵紫阳等谈话，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，恼怒地说：“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，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，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，不是劝退的问题，要开除。”他下令，将王若望、刘宾雁、方励之开除出党。
吴祖光也是收信人之一，与方励之等看法一致。据说原本也要开除他的党籍的，但胡耀邦从中做了一些工作，最后决定，由胡乔木出面，劝其退党。
结语
吴祖光曾讲，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，认定中共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。
这是他1949年义无反顾地从香港回到北京最重要的原因。
1957年，他一心一意为党好，向党交心，却被党“一棍子打死”，全家遭殃。十年文革，又是十年磨难。
文革结束后，还是因为讲真话，他竟被勒令退党。
讲真话，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；讲真话，是宪法赋予公民最基本的权力。
但是，在中共国，讲真话难，难于上青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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